引用于 OKGO 在 10 9 月, 2020, 4:11 下午

每晚到了十点左右，印度尼西亚一个战俘营的灯光都会神秘地暗下来，日本看守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没有发现那些简易“热得快”——由来自新西兰的囚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捣鼓出来给狱友们泡茶用。这批秘密的小玩意只是他聪明才智的例证之一。

 

二战后，他建了一个“液压”模型来论证经济体中收入的循环流动。这个由水箱、阀门和管道组成的迷宫帮他谋得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个职位。但上述两样成果都不是今天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菲利普斯其人的原因。他的赫赫声名建基于他在1958年发表的一项“潦草”的研究，记录了英国工资上涨与失业率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惊人关联：当一个走低时，另一个趋于走高。他用一条基本上是徒手绘制的向下倾斜的曲线阐明了这一点。这条后来变得众所周知的“菲利普斯曲线”被描述为“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没有之一”。它也被称为是菲利普斯做过的“最不可靠的研究”。

 

菲利普斯曲线的可靠性和形状在过去60年里不止一次引发质疑，包括自2007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但这条曲线的逻辑仍然指导着今天的央行。

 

当经济活跃、失业率走低时，央行官员们担心工人要求涨薪的幅度会超过通胀和其生产率提升的幅度。如果企业通过涨价把工资增长转嫁给客户，通胀将上升。如果央行官员希望避免这种情形，他们将提高贷款利率来放缓经济增速并抑制工资的上行压力。

 

在曲线的另一端，发生的情况正相反。高失业率压低工资和支出，给通胀带来下行压力。为对抗这种压力，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降低利率。

 

央行官员希望置身于中间的某个地方：通胀处在他们想要的水平，而失业率没有高到或低到影响通胀的程度。在这样令人愉悦的情形下，他们的目标是设定一个“中性”利率，以让通胀保持在原位。

 

多数富裕国家的央行把通胀目标设在2%左右。这样的些许通胀不会让财务规划过于复杂，也不会削弱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但它允许工资相对于物价略微下降，而每个人的工资袋却不会变薄。劳动力成本的下跌继而可能在经济低迷期帮助保住工作岗位。

 

然而，近些年许多国家的通胀率一直都低于央行的目标（见图表附件1）。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后的时期里，这样的低通胀不足为奇。失业率急剧上升，2009年10月在美国已经达到10%。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意外是通胀率没有下跌更多。但是，经济复苏后，即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失业率回落到异常低位，通胀却仍没什么动静。这迫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两者的关系。

 

在1960年代，一些质疑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指出，失业率和通胀率关联的程度要看人们对这种关联的预期程度。如果人们预期通胀率为2%，那么受到低失业率鼓舞的工人可能会要求加薪3%或4%。但如果预期通胀率为10%，那么受低失业率鼓舞的工人可能会要求加薪11%或更多。在1970年代，尽管失业率很高，通胀率却保持高位，恰恰是因为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已经提高到这个水平。经济学家决定把预期通胀作为一个决定通胀的独立因素，和失业率放到一起，以“增强”菲利普斯曲线。

 

另一个把局面变复杂的因素是进口。国内的失业率对国外的工资水平没什么影响。消费者从世界其他地方购买的任何商品的价格由其他因素决定。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增加了进口价格这个尺度。

 

然而，两个新增的因素都无法解释近年通胀的消失。从中国等国家进口的产品可能压低了某些产品的价格，比如电器。但这不至于抑制总体价格。如果中国拉低了购物篮一角的价格，那么央行应该能够促使其他商品涨价以抵消其影响。只要有足够多的其他产品以足够快的速度涨价，那么2%的通胀率完全可以容许某些价格的暴跌。

 

对通胀的预期也只能解释部分谜团。低预期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根据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在美国它们已经长达20年没有超过3%了。这种低预期已经让菲利普斯曲线向下偏移，让特定的失业率关联到更低的通胀率。

 

Middle of the riddle迷雾之中

 

但近年来这条曲线的走势很不一样：它更像是在水平旋转，而不是上下移动。通胀似乎对失业不敏感了，产生了一条异常扁平的曲线。这有可能是因为失业率没有准确反映经济中的剩余产能或称“闲置部分”。到2019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失业率已经跌至令人惊讶的低位，诱使一些蛰伏在劳动力队伍边缘地带的人群重回职场。日本企业通过雇用众多之前未被算作失业者的女性和老人找到了成长空间。

 

通胀率在就业热潮中爬升缓慢，可能还因为它在就业低迷期跌得慢。在低迷期，企业不大愿意减薪，因为怕损伤员工的士气。但因为它们在困难时期没有削减工资，在繁荣时期可能也会延迟涨工资。根据这种观点，工资最终是会上涨的。只是需要时间。而在它上涨之前，像疫情等许多其他事情都可能干扰其进程。

 

德意志银行的彼得·霍珀（Peter Hooper）、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和芝加哥大学的阿米尔·苏菲（Amir Sufi）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如果数据不是那么稀缺的话，低失业率的影响会更容易被发现。为增加观测数，他们把整个美国拆分成州和城市来研究。在这种地方层级上，他们发现了过去几十年里就业市场火红的大量例子，而就业与工资和物价上涨的关联也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指出，地方版菲利普斯曲线“很鲜活”，全国版可能只是在“冬眠”。

 

工资上涨转化为物价上涨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在热闹的蔬果市场，摊贩们用粉笔写出价格，随时可以擦掉重写。但对许多其他公司来说，改价格花费不菲。通胀在低位时，它们可能只会偶尔地更改价格，因为看起来为把价格上调2%而重印菜单并不值得。但是，这种惯性也意味着企业很少有机会对产品重新定价以反映业务波动。经济需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物价才会开始动。

 

尽管央行官员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感到困惑，但他们可能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这条曲线本应向下倾斜（通胀率和失业率一个高时另一个低），但央行的政策却是另一种倾向。当通胀看起来必然要上升时，央行通常会收紧自己的货币政策，让失业略微增加。当通胀势必要下跌时，它们做相反的动作。其结果是，失业率抢在通胀之前上升或下降。失业率会变动以求通胀率不变。

 

根据这种观点，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和通胀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而央行仍然可以利用它。但正因如此，这种关系就不再显现在数据中。“谁杀死了菲利普斯曲线？”美联储官员吉姆·布拉德（Jim Bullard）在2018年的一次央行会议上问道，“嫌犯就在这个房间里。”

 

但是，当杀手们的弹药用尽时会发生什么呢？为使菲利普斯曲线保持平坦，无论什么时候眼看通胀就要下行，央行都必须能够下调利率。但这种操作的空间可能会用尽。它们不能把利率降到低于零太多，因为这时人们会把钱从银行取出，转为持有现金。

 

布拉德说那句话时，美联储预期经济将继续走强，令其能够继续调高利率。结果证明这不可能。美联储只把利率调高到了不超过2.5%，就不得不在2019年1月刹车，然后掉头。事实证明中性利率比它预期的要低。这让它在新冠肺炎来袭时已经没有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

 

一些观察家认为，由于全球资本流动，中性利率已经下降。全世界不断老龄化的人口持有的巨额储蓄导致太多资金追逐太少的投资机会。这种“全球储蓄过剩”拉低了中性利率，使各国央行非己所愿地处于更靠近利率底部的位置。这让它们更难去抵销任何一点物价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弗里德曼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央行可以阻止通胀。他在1974年写道：“在如何结束通胀上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真正的障碍是政治上的。”那么让通胀回升有何不同吗？央行面临两方面的技术限制。首先，它们无法把利率降到远低于零的水平。此外，它们只能购入金融资产而不能购买消费品。央行可以无限量地印钱，但不能强迫任何人花钱。

 

一种解决方案是与政府合作，这可以把央行印出来的钱都花掉。在新冠疫情之前这类联手很少见。但是，无论是在富裕世界还是新兴国家，越来越多央行都在改变路线。这些合作将努力阻止疫情引发的失业把低通胀变成完全的通缩。如果它们失败了，那将是一场经济灾难：大规模失业伴随负通胀。这种组合将让经济学最著名的一条曲线不再平坦，却不会给这个专业的学生带去多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