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风险》警惕黑天鹅事件与爆仓风险
书是塔勒布“不确定性”系列的最新著作。这一系列还包括《随机游走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塔勒布十分关注黑天鹅事件和系统性风险，他创办的对冲基金依靠黑天鹅事件，获得了极高的回报。
塔勒布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不断的向我们强调要关注小概率事件。黑天鹅事件虽然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其影响却超乎想象。他的看法可以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以往对风险的认知。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感兴趣的同学，推荐阅读“不确定性”系列。
下面介绍一下《非对称风险》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
关于本书的标题，原版的英文标题为“skin in the game”，中文译文为“非对称风险”。关于这个标题，有必要做出一些解释。在序言中，巴曙松教授将该标题翻译为 “入局” ，我认为这更加符合原作的含义，表明：要真正理解金融风险，首先就要参与到风险共担中。只有承担了风险，才能正确的评判风险。
本书观点：
本书主要向我们强调了 风险共担 的重要性。风险共担大体可以理解为：如果你想获得回报，你就必须承担风险，而不是让别人替你承担。如果你把风险强加给别人，你就要给予别人一定的补偿。而如果你搞砸了什么，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付出相应的代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对待别人就要像你希望被别人对待的那样。
在随后的内容中，作者从 对称性与非对称性 的角度探讨了 风险共担 的重要性。
1.汉谟拉比法典。
约3800年前，汉谟拉比将其法典镌刻在石碑上，让人们共同遵守。汉谟拉比法典的核心思想，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建立对称关系，以防止有人向无辜者转嫁尾部风险。（尾部风险指一个事件的发生概率非常低，例如正态分布中靠近两端的极低概率事件。）
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一条广为熟知的法令：“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其中的道理其实与金融交易员是一样的。建筑师（或者交易员）隐藏风险的最佳地点就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他们试图掩盖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罕见事件的脆弱性，并且随时准备在事件崩溃到来时远远地躲开，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人。（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打包垃圾债券）
2.利比亚战争问题。
作者认为，造成利比亚多年战乱的罪魁祸首，主要是一些外国的干涉主义者，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为了推翻原来的“独裁”政权，在背后支持武装组织，导致利比亚常年陷入炮火和硝烟之中。
（我们将独裁打引号，是因为一个政权是否独裁，不应由外部势力来决定。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是否独裁应该本国人民来判断。因此，应对独裁的决策要考虑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推翻现有政权就能够解决的。而干涉主义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他们始终无法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人们有自己的“部落”归属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从好的方面考虑，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干涉主义者是想要为利比亚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完全失败和错误的。现实的结果证实了，干涉主义者的擅自干涉，并没有带来自由，反而带来了破坏。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人们如果对后果不是很有把握，就不应该触碰、干涉或者阻止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最关键的是，干涉主义者擅自作出决策，却根本不需要去承受其决策的后果，而承担他们失败的后果是利比亚的人民。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风险共担问题。在风险之外空谈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真正正确的决策，一定是在承担相应风险的情况下作出的。
3.“罗伯特·鲁宾式的勾当”。
罗伯特·鲁宾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里，从花旗银行收获了超过1.2亿美元的报酬。当银行陷入破产危机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银行救了回来，而他根本没有掏过自己的钱，他以随机性为借口，从中赚够了钱。银行没事儿的时候，他大把赚钱；银行出事儿的时候，他说这事儿要怪“黑天鹅”。罗伯特·鲁宾不承认他把风险转嫁给了普通纳税人，而正是这些人替罗伯特·鲁宾承担了本应由他承担的风险和损失。
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另一方面，官员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陷入危机的银行家，然后银行家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向他提供百万年薪的工作。）
在《反脆弱》一书中就有专门的一章讨论到不能牺牲他人利益来增强自身的反脆弱的能力。罗伯特·鲁宾式的勾当碰巧和交易员工作有些关联：当赚钱的时候，他们当然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兜里；当遭遇亏损的时候，他们让别人替自己承担，而他们自己却将责任归咎于黑天鹅事件。
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金融机构的奖金派发周期是一年一次，而统计显示的金融危机的周期差不多是10年一次，这两者的周期存在差异。于是，代理人把风险掩盖起来或者转移给其他人去承担，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每年的年终奖。由于金融系统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掩盖风险，其结果便是系统内“黑天鹅”事件的风险迅速积累，最后达到极限，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4.代理人问题
在有关不确定性的问题上，总会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被随机性愚弄的傻子；另外一种是利用随机性从中牟利的骗子。前者对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缺乏了解，错误地将自己以前的成功经历归因于自己的技能而非运气，从而甘愿去冒无知的风险；后者则纯粹是为了钱而把风险转移给其他人。
考虑保险领域经典的代理人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问题，指市场的某一方利用手中更多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使对方受损。代理人问题阐明了在交易过程中因利益不一致而导致的后果。举例来说，如果在“一生难得一次”的买卖中（比如，买房买车），这种一次性交易对于你的供应商来说你不可能是他的回头客，他的利益与你的利益不可能因长期合作而一致，那么他们可能会对你隐瞒某些关键信息。如果一名汽车销售人员向你推销某款汽车，但他自己却在驾驶其他品牌的汽车，那么他其实是在用行动说明它推销的商品可能有问题。
有些建议总是不请自来，其中就隐含着非对称性。那些给你提供建议告诉你哪些事情会对你有利的人，不会告诉你，他也会从这件事情中获利，而且这件事情的不利后果只会伤害你。
5.交易的纰漏信息问题。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问题：“明知某商品的价格即将下跌，仍然将其卖给客户，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最早可追溯到两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争论。他们分别是来自巴比伦的 第欧根尼（Diogenes）和他的学生 安提帕特（Antipater）。第欧根尼主张卖方应当依据《民法》，尽可能多地向买方披露信息。而安提帕特则认为卖方的披露义务不仅限于法律的范畴，而应该披露所有信息，从而使得交易达成时，买卖双方所知晓的信息是一致的。显然，后者站在更高的道德层次上意识到非对称信息对交易的影响。
事实上，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浮现。我们并不一定要通过更强的监管来要求卖方披露更多信息。实际上，侵权法以及买家对卖家欺诈行为的追溯，迫使卖家自觉地提升了产品信息的透明度。侵权法的存在迫使卖方更深地参与到“风险共担”中。但是侵权法也有副作用，它只适用于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和相对理性的买卖双方，否则就可能引发以营利为目的的诉讼游戏。
6.监管问题。
雇用优秀律师的人可以把监管体系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的办法就是雇用原先的监管者，支付给他们高额的报酬，并弄得尽人皆知，这就在无形之中给现任的监管者发出了隐含的贿赂信号。更糟糕的是，监管措施一旦开始实施就会被越搞越复杂，即使有证据表明某些监管法规荒谬透顶，但是在体制内受益者的压力下，政客们也不敢废除这些监管措施。于是，监管措施不断膨胀，其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总有寄生虫会从监管措施中获利。商人会利用政府，通过保护性监管和设置行业门槛使自己的生意获利。这种机制被称为“监管套利”，这种做法违背了监管的初衷。（监管者总想着把监管规则制定的越复杂越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凭借专业知识被高价雇佣。）
7.就医问题
如果把医生置于一个由监管部门确定规则的“风险共担”之中，反而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监管规则会鼓励医生把不确定性由自身转移到病人身上。
问题就出在对医生的考核标准上。其实每种量化的考核标准都可能演变成为数字游戏。假如我们用癌症病人的5年存活率作为考核医生和医院的指标，那么医生每天面对病情各不相同的病人时就需要不停地思考：应该给他用哪种治疗方式？激光手术和放疗都能被用来治疗癌症。
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激光手术在5年存活率指标方面不如放疗，但是放疗会在随后的周期内诱发新的肿瘤，从而导致癌症病人的20年存活率低于激光手术。由于考核指标是5年存活率而不是20年，这样就可能会激励医生更倾向于选择放疗。也就是说，医生很可能根据自己的考核指标，而不是病人的实际情况，决定给病人实施“次优方案”来转移自己面临的不确定性。现行制度迫使医生将风险从自身转移给病人，或者从现在转移至将来，又或从较近的将来转移至较远的将来。
8.少数派主导原则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风险共担”，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少数派主导原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问题。
例如，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少于0.3%，但是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饮料都符合犹太教仪轨。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犹太人绝对不吃不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品，而非犹太人则可以吃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品。这便是典型的少数派主导现象。又例如，接受转基因食品的人会接受非转基因食品，反之则不然。因此，只要有不超过5%的不接受转基因食品的人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他们就会迫使其所在的群体逐步演变成只吃非转基因食品的群体。
可以推断，当今社会的道德并非是由大多数人的共识演变而来的，而是由社会中那些最顽固的少数派把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强加给了社会。又因为少数派的极端不容忍，最终成了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美德。同样，公民权利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争取来的。
9.林迪效应
林迪是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熟食店，阿尔伯特·高盛通过在林迪观察百老汇演员的出演场次和曝光程度，发现一个喜剧演员的出演场次与其过去的曝光程度成正比，称该现象为林迪效应。塔勒布在《反脆弱》中，将林迪效应解释为：“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林迪效应源于事物的脆弱性，而风险共担会使得事物暴露其脆弱性。在林迪效应下，一个事物经过时间的检验，承受住了风险，那就是合格的、好的。
10.静态的不平等与动态的不平等
静态的不平等指的是某一个时刻存在的不平等的现象。动态（遍历）的不平等指的是，一定时间区间内，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让社会更加平等的方式是实现动态的平等。例如，迫使处于顶层的富人始终承受着退出富豪榜的风险。
实现动态的平等就是要重建遍历性，从而使得概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可以相互替代。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经济状况的分布情况和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经济状况的分布情况相同（即概率在时间上的分布和概率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如我们能活100年，而最富裕阶层占社会人口的1%，那么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有1年在这1%的阶层中度过。
遍历性的反面是一种吸收态。也就是存在一种吸收壁，一旦被吸收进去（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就出不来了。例如，一个人通过某种方法变富了以后，将一直保持富裕状态；另一个人从上层跌落到下层，他将永无翻身之日。当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不下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被封杀了上升空间。系统内越不平等，赢者通吃效应越强，我们就越偏离“平均斯坦”。
11.遍历性问题
沃伦·巴菲特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赚钱，你首先得活得长”。遍历性问题，重点在于：先有生存，然后才有真理和科学。交易中，我们把被吸收壁吸收这一情况，称为爆仓。一旦存在爆仓的可能性，那么成本收益分析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一个策略有可能触发爆仓风险，那么无论多么大的收益都得不偿失。
例如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塔勒布举了一个轮盘赌的例子。假设有一群人在玩俄罗斯轮盘赌，单次获胜的奖金是100万美元，每6个人中有5个人可以获胜。如果有人用标准的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那么他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声称参与游戏的人有83.33%的机会赢得奖金，因为每次平均收益是83.33万美元。但是如果你不停地玩这个游戏，最终的结局一定是躺在坟墓里，这时候你的预期收益还能作数吗？用遍历性框架解释就是，在俄罗斯轮盘赌游戏中我的爆仓对于我本人而言不是遍历性的（由于我爆仓出局导致我无法实现时间概率的遍历性），但对于系统而言是遍历性的（对于系统而言，有人爆仓出局体现了集合概率的遍历性）。
又例如，抽一支香烟没有什么风险，却带来巨大的享受，如果用成本收益分析考虑的话，某些专家可能就此认定抽香烟的风险微不足道，没有必要为了这么小的风险放弃抽烟的享受。但是吸烟最终会导致死亡，只不过起作用的不是一支香烟，而是连续很多年累积的影响。换句话说，不断地重复暴露在风险之中，无论多么小概率的危险，最终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事实上，对某些尾部风险的“过高估计”不能说是非理性的，这种由于过高估计风险而始终保持警惕的状态，从根本上保证了集体的生存。在现实中，有些风险我们无法承担而只能选择回避，还有一些风险，恰恰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这就是风险的“遍历性”。夸大和渲染市场波动造成的危害是危言耸听的，但是对尾部风险事件，无论怎么夸大和渲染，都不过分，因为这是一种审慎的风险预防机制。毕竟，风险和爆仓不是一回事。
以上内容是我在《非对称风险》中读到的一些收获。这之中也涉及到“不确定性”系列的其他著作的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