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本质》读书心得&摘录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是2013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V.Banerjee）与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内容简介：他们曾被说成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他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陷阱，前路不明……为什么贫穷，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这是《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探讨的主要问题。《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从而不断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贫穷的本质》的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同时，《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作者简介（豆瓣）
作者：（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法国）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译者：景芳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J-PAL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认可，获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年度“知识前沿”奖。 [3]
2019年，以上两位作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丝特·迪弗洛是夫妻，埃丝特·迪弗洛是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2年出生，才47岁，同时也是史上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
◆目录
推荐语 [3]
第一部分 生活案例
第二章 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第三章 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吗？
第四章 全班最优
第五章 帕克·苏达诺的大家庭
第二部分 慈善机构
第六章 赤脚的对冲基金经理
第七章 贷款给穷人：
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第八章 节省一砖一瓦
第九章 不情愿的企业家们
第十章 政策，政治
总 结
致 谢
注 释
◆读书心得：（朱江）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而本书的作者便是其中的获奖的两口子，凭借本书的学术成果拿到这份至高的荣誉，而1972年出生的埃丝特·迪弗洛更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
颁奖词中说到：“以实验性的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性贫困的能力”。
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领域叫做发展经济学，强调通过在实践和实验中收集具体资料和数据，从而拿出高说服力的结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想放弃那种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就要走出办公室，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传统，即强调通过搜集正确的资料，提出对世界有用的想法。
”
另外，在具体的实施中，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医学领域常用的——“对照实验”，既根据多个对照组进行不同条件下的结果对比，得到拥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这看似非常合理的办法，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因为人体对药物反应的通用性， 是比较高的，比如青霉素对美国人有效、对中国人也有效，但“贫穷”的问题可能就有很强的区域性，比如非洲的贫困人口和中国的贫困人口其原因和情况，可能就有很大的区别，另外，统计的方式也会影响结果的效用，比如书中提到一位中国调查员，在她的结论中，竟然得出：“中国农村多胎的教育，比城市独生子女还要好，”这种荒唐的结论，也出现到了这本书中。
（原书）南希·钱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她发现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结果：在某些地区，这一政策较为宽松，允许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再生一胎（注：中国农村）。南希发现，由于实行了这一政策，那些多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女孩与独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显然有违贝克的理论。
当然，瑕不掩瑜，本书很多内容还是值得我们参考与反思的。
说到贫穷，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就是没有钱，有钱了就什么都解决了，《我不是药神》上不是说吗？“这世界只有一种病，叫穷病”，所以是否我们大家一起献爱心、多像贫困人口捐钱就万事OK了呢？但是，本书告诉我们，贫穷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进入一种叫做“贫穷陷阱”的恶性循环：
1、 贫穷的人群（以下统称“他们”）会更少的为未来着想，比如打疫苗、买蚊帐、水消毒、买保险等，他们不喜欢“延时满足”，更加沉迷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满足”，这就造成了无论是安全卫生条件还是抗击风险的能力，都十分薄弱，同时也更难积累财富；
2、 他们吃东西只在乎味道，而不在乎营养价值和卫生情况；
3、 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会生更多的孩子，由此满足了数量却降低了质量，本来就贫穷、还要多生，那孩子们得到的教育资源就会更少，人没有了知识，一方面造成了愚昧无知、一方面就更难获取财富，如此循环、永不见天日，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直接谈如何走出贫困，但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围绕着穷人的意识问题，而显而易见走出愚昧无知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没有智慧的人群，无论外界怎么用物质帮助他们，终将不是解决本质问题的办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也；
4、 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控制贷款的风险，更倾向于贷款给风险可控的人群，而穷人往往不在此列，他们因为抗击风险的能力差，还不上钱的可能就会更高，那么，低息的正规金融机构给他们的贷款几率就更低，因此，他们只能去借“高利贷”，由于背负高息，他们就更难走出贫困！
5、 他们的意志力和自控力会更差，书中引用了“意志力耗损”的理论，既穷人由于需要自我控制的事情太多，而“意志力”更容易“耗尽”，原文说到：“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
6、 贫穷造成花钱都不合理，吃不起饭的人群他们会买电视、会去赌博、会去在婚丧仪式上摆阔，他们更在意在其他穷人面前的“面子”，这就将他们本就不富裕的财产，糟蹋在了并不能改善他们实际生活的项目上。
由此可见，我们以为贫穷是一种状态，而通过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贫穷是一个循环，因为贫穷造成的各种情形、反作用造成他们更加难以走出贫穷，要想走出这种循环，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而提高认知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学习、开阔眼界，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穷什么不能穷教育”，我想这也反向回答了这本书的书名——《贫穷的本质》。
◆摘录
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1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率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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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足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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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埃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放弃那种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就要走出办公室，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传统，即强调通过搜集正确的资料，提出对世界有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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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而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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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革新，还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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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48.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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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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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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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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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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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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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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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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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一位病人离开之后，这位医生就会走到外面，让大家看到他用大鼓里面的水清洗针头。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是非常小心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给某个人用过那个注射器，但乌代布尔的医生们都会谈到这位医生——他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结果使整个村子的人都染上了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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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经济理性表明，费用一旦支付或“沉没”，将不会对使用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很多人常常表示，经济理性把这一点搞错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沉没成本”——人们更有可能会利用他们为之支付很多钱的东西。此外，人们可能会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恰恰是由于某物品是廉价的，人们便有可能认为它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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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代布尔的农村及其他一些地区，传统的信念认为，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邪恶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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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归结为一个信仰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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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当明天成为今天，相同的逻辑便会重现。同样，我们可能会推迟购买一床蚊帐或一瓶消毒剂，因为我们的钱当前有更好的用途（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卖诱人的海螺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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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点点花费使人们对采用挽救生命的方法犹豫不决，为什么小小的奖励可以鼓励人们使用这种方法。2磅达尔之所以有用，因为这是母亲今天就可以拿到的东西，可以抵消她为孩子接种疫苗所付出的代价（花了几个小时带孩子抵达医疗团队所在地，接种有时会引发低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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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事”，或许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选择。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二人，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该大学的法律学者，在二人所著的畅销书《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4]中，他们推荐了大量这方面的参考办法。38其中一种重要的概念就是“默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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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氯。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即使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全无恙，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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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舒尔茨是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自己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时说，父母曾经反对他上学，因为他们想让西奥多留在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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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孩子学习成绩好，家长也会为之自豪（他们喜欢与邻居分享这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家长从孩子那里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或许也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因此，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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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块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就像珊塔玛的孩子一样拒绝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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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或许大多数）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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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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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贫困只能带来痛苦，财富能带来幸福。但是，财富多了，效用或者说幸福，也会同比例增加吗？不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太多人的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再比如，多子多福。“养育更多的子女才有幸福人生”这个观念，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严肃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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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对于教师及学生来说都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太过专注于难以定性的多年以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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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体系愿意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时尤为如此。45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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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印度最终举行了选举，辩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节育政策的讨论，其口号最具纪念意义——Indira hatoo，indiri bachao（大意是“节制性欲，远离印度”）。人们普遍认为，英迪拉·甘地之所以会在1977年的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计划使其失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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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对此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论断。贝克称，每个家庭都面临着一种所谓的“质与量的取舍”，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更多的孩子，每个孩子的“质”就会降低，因为父母为每个孩子投入的食物及教育资源就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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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男孩女孩的相对价值，一个家庭会怎样对待女孩，或许最突出的表现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男女孩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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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保险或养老金）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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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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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人看来，每一年都过得像身处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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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他的骆驼死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哭泣，并总感到紧张。我们接着问他，是否曾想办法治疗这种抑郁症（比如找朋友、医疗保健人员或传统医生谈谈心），他似乎很不耐烦地说：“我失去了我的骆驼，当然会伤心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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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伊布·艾姆塔特的女儿给了母亲一台电视机，却没有帮她支付医疗费。她不想为父母的健康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指望其他兄弟姐妹能慷慨解囊。因此，她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她的父母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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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业信贷投资基金会的纳奇凯特·摩尔和宾杜·安纳斯来自于印度的同一金融部门，该部门主要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他们略带自嘲地对我们讲，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灾难性的尝试是提供牛险：首先，一大堆投保人都声称自己的牛丢了。于是，他们决定，要想索赔死去的动物，主人必须提供死牛的耳朵。结果繁荣了牛耳市场：任何死去的牛无论投保与否，耳朵都会被割掉并卖给那些投保牛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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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为穷人支付部分保险费。已有证据表明，这是行得通的：在加纳，当农民享受很大一部分天气险补贴时，几乎所有农民都会购买这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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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放债人可以做到银行做不到的事情。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贷款给更富有的人成本更少呢？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支付高利率？一个标准的解释就是，他们违约的概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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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产生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当利率上涨时，借款人有更多理由想办法不偿还贷款。这就意味着，借款人需要受到更为细致的监督，而这又增加了贷款成本。利率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借款人需要更多的监督，如此循环反复。贷方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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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1999年8月22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可以看到一篇题为“付钱——否则我们就派阉人去见你”的故事，堪称一次对威胁力量的奇特描述。6该报道描述了印度的一些收债者利用人们对阉人的传统偏见，让阉人去找那些长期欠款的人收债。因为人们相信，看到阉人的生殖部位会带来厄运，所以一些阉人会根据指示出现在违约者的家里，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就给他们“展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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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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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穷人几乎没有获取贷款的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他们不是应该尽量储蓄更多的钱吗？储蓄可以使他们在遭遇灾年或疾病时有所保障，还可以使他们做点儿自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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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花钱的同时，也在计划着将来省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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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自我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雇用某人来强迫我们存钱或许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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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是生理需求（性、糖、脂肪类食品、烟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容易满足“受到诱惑的自己”。在决定是否存钱时，他们认为，任何为将来而存的钱都会用于实现长期目标。因此，如果糖和茶是一种诱惑物的原型，那么富人不太可能会有所困扰——他们并不是不会受到诱惑，而是无须担心多喝一杯茶就会花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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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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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学校只拿到了实际援助资金的13%，有一半多的学校甚至没有拿到这笔资金。调查表明，大部分资金最终都到了政府官员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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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所讨论的，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见以下5个方面。
第一， 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
他们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该使用多少化肥，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易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
最后，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他不够聪明 ;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护士不上班是因为没人对她们在岗位上抱有期望。
除了上述5个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本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这本书旨在对这些问题抛砖引玉。如果我们拒绝懒惰和公式化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逻辑，那么我们就能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也能更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发现贫穷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贫困已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果我们打算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那就行动起来。至少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应与全球其他人一起联手努力，让这个世界再没有人每天依靠99美分生活。
朱江
2019年11月3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