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时间管理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你可以掌管你的时间，但你却无法控制任何一起突发事件。我们为什么要迷信时间管理，其实归根结底，是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工作之后留有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事实往往适得其反，我们提高了效率，却在空出的时间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时间管理”正一步步摧毁了我们的生活。
200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一，当时谷歌的员工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一位作家和极客的梅林·曼恩（Merlin Mann）的演讲。关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类如何有意义地生活的，谷歌员工最大的职业问题是电子邮件，这个数字世界的污点正在占据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而挤掉了更重要的工作时间，甚至是生活的时间。而曼恩这个“个人生产力”运动的新星，似乎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他把自己的系统称为“收件箱清零”（Inbox Zero），基本思路很简单。我们大多数人在处理电子邮件时都会养成坏习惯：每隔几分钟就查收一次邮件，看完后还是觉得压力很大，但却很少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处理这些邮件，于是就堆积成了一个更让人感到压力的垃圾堆。相反，曼恩当天在谷歌硅谷园区建议他的听众，每次打开收件箱时，你都应该系统地“处理为零”。明确每条信息需要采取的行动：回复、加入待办事项列表、或者只是将其归档。执行相关操作，重复这一步骤，直到处理完全部邮件。然后关闭你的收件箱，继续生活。
“这其实只是一种方法，告诉你：‘处理邮件让我焦头烂额，这样的方法让我不那么头疼，你可能会发现很有用’，”曼恩后来回忆道。但他偶然发现了丰富的社会焦虑。数十万人在网上观看了他的演讲，“零收件箱”催生了无数的相关文章，还有书籍和应用程序。成了一种给极客的阿特金斯饮食法（一种流行的减肥方法）：就算你你不这样做，也会有很多人这样。曼恩的追随者得意洋洋地贴出了他们空空如也的收件箱截图；《纽约客》看出了曼恩拥有越来越像某种“邪教”的追随者，将他的系统尊为 “介于山达基教和禅宗之间的神奇方法”。(《纽约邮报》称其为胡说八道。)
毕竟收件箱清零只是一种处理电子邮件的方法，如果所有这些热情看起来很极端，那是因为电子邮件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它的功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待办事项清单，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随意添加任何东西。对于数字经济中的“知识工作者”来说，它既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传递机制，让他们感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的压力已经变得无法承受。
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渐渐被淹没的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事情，身处其中可能是令人振奋的，但时间正在脱离我们的控制。而如今，由曼恩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承诺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量身定制时间管理方法来缓解这种痛苦，正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现在苹果应用商店的“生产力”类应用层出不穷，数量已经有上万款，其中包括模拟咖啡店工作环境噪音的软件（在心理学实验中，这已经被证明可以帮助人们集中精力工作），还有一个文字编辑器，如果你打字速度不够快，它就会删除你写的字。
追求提高个人生产力，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时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主题。《纽约时报》记者Charles Duhigg的两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已经超过60周，而另一本书《每周工作4小时》(The 4-Hour Workweek)已经吸引了全球135万读者。有博客提供了关于高效约会的建议，以及关于高效约会的潜在结果：高效育儿的建议；在美国的酒店里发现了祝愿游客“高效入住”的标语。典型的硅谷创业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里，承诺通过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恼人的“摩擦”：购物或洗衣，甚至吃饭，以黏糊糊的米色代餐Soylent代替吃饭，以此来释放时间和精力，这一切几乎都是为了做更多的工作。
然而事实是，更多的时候，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术似乎加剧了本应得到缓解的焦虑。你越是善于管理时间，你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的时间越少。即使人们确实成功地实施了“零收件箱”，也没有带来长久平静。有些人把这种方法理解为每封邮件都应该回复，这只会把他们更牢固地束缚在收件箱里。(“这让我抓狂，”曼恩说。)其他一些人一想到任何邮件都会让本应保持干净的收件箱变得杂乱无章，就变得神经兮兮的，所以最后更加频繁地查收邮件。我自己在使用“零收件箱”时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经验，在处理邮件方面变得超高效，意味着我最终会收到更多的邮件：毕竟，回复一封邮件往往会产生对你的再次回复，以此循环。(相比之下，忽略邮件的人往往会发现，忘记回复会带来某些好处：人们为他们唠叨着要你解决的问题找到了其他解决方案，或者他们发邮件时迫在眉睫的危机从未发生)。
时间管理学说的诱惑力在于，有一天，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以其无止境著称。如果收到的邮件是无穷无尽的，那么“收件箱清零”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还是西西弗斯，永远把巨石推上山头，你只是推得稍微快一点而已。
在谷歌的演讲两年后，曼恩发布了一段漫不经心且略显狂躁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宣布自己已经签下了《收件箱清零》一书的合同。但他作为生产力大师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激起了内心的冲突。“我开始从中赚到了相当不错的钱”，从演讲和咨询中赚到了钱，“但我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我。“生产力这个话题诱发了最糟糕的拖延症，因为感觉你在做工作，但我制作的东西的明确目的是对人们说：看，来看看应该如何做你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去完成你的工作！”
这本书的出版延期了，粉丝们开始发问。然后，又过了两年，曼恩发表了一篇自我撕裂的文章，他在文中突然宣布他要放弃这本书。这个男人写了3000字的咆哮文，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写一堆屁话，希望以此来取悦他的编辑，他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优先事项（陪三岁的女儿），而去教别人怎么管理优先事项。“我无意中忽略了自己的写下的忠告，即永远不要让你的努力工作破坏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他暗示说，他可能会改写另一本书，一本关于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书，但这本书从未出现。“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脱离了关于生产力的那些喧嚣。”曼恩告诉我。“如果你只是靠提高效率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塞进你的每一一天，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是正确的？”
我们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效率来应对现代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所有提高效率的尝试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鉴于人均寿命只有4000周左右，如何利用好这些时间的某种程度的焦虑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被赋予了制定无限宏伟计划的能力，却几乎没有时间将其付诸实践。相应地，如何管理时间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写了《论生命的短暂》（ On The Shortness of Life）。他说：“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除极少数人外，所有的人都在准备活下去的时候发现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责备他的同胞们把日子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忙碌上，“在阳光下烘烤自己的身体”。
显然，如何过好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当代社会才有的挑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一世纪罗马的公民并没有经历过今天的这种生产力恐慌。(塞涅卡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提高生产力无关：他的答案是放弃对财富或高官的追求，而把时间花在哲学上。) 我们命运的独特现代性在于，我们觉得有义务通过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效率，来应对时间的压力，即使这样做无法缓解压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间压力问题总是应该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在一个世纪内，经济增长将意味着我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将不超过15小时，届时人类将面临最大的挑战：如何利用这些空闲时间。经济学家们仍在争论现实究竟为何如此不同，但最简单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认为，一旦我们的基本需求，加上一些额外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工作。事实相反，我们却是不断寻找新的需求。取决于你的经济阶梯的等级， 减少工作时间换取闲余时间要么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通常感觉不可能。
可以说，个人生产力可能是解决时间压力问题的概念的鼻祖、第一位时间管理大师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是1898年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钢铁厂聘请的工程师，任务是提高公司的效率。“盯着一个覆盖宾夕法尼亚州几平方英里的工厂，他看着工人们把92磅的[铁条]装上轨道车。”马修·斯图尔特（Matthew Stewart）特在他的《管理迷思》（The Management Myth）一书中写道。“有8万吨的铁条，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走，以满足西班牙-美国战争引发的新需求。泰勒眯起眼睛：他确信这里肯定有浪费的效率。
据泰勒计算，伯利恒的工人每人每天大约要搬运12.5吨铁，但可以预见的是，当他给一群“身强力壮的匈牙利人”一些额外的现金，让他们尽可能快地工作一小时，他发现他们的表现要好得多。以一整天的工作时间来推断，并推算出休息时间，泰勒以他那标志性的自信和古怪的数学方法得出结论：每个人每天应该搬运50吨铁，几乎是他们平时搬运量的四倍。
工人们对同样的钱，却给他们更多的工作的企图自然是不高兴的。但泰勒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工作是执行他的“科学管理”方法。“对于一个适合运输生铁的人来说，最首要的要求之一，”泰勒写道，“他应是如此愚蠢和迟钝，以至于在他的精神构成中，他比任何其他类型的人更近似于牛……他是如此愚蠢，以至于’百分比’这个词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泰勒试图强加给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效率理念，是从工业革命的机械工程师那里学来的。这是一种改善机器运作的思维方式，现在转移到人类身上。而且它流行了起来。根据历史学家詹妮弗·亚历山大的说法，1915年“效率 ”这个词到处都是：“在头条新闻、广告、社论、商业手册和教堂公告中“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因德国势力崛起而惊慌失措的英国，国家效率运动团结了左右两派的政治家。(《旁观者》在1902年指出“在当前，社会各部门、生活各方面都在普遍呼吁效率”)。
不难理解其吸引力：效率就是承诺做你已经做过的事，只是做得更好、更便宜，而且时间更短。这有什么不好呢？除非你碰巧站在试图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类的尖锐一端，就像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人一样，否则就没有明显的缺点。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都变成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无情地主宰着自己的生活。随着效率学说的根深蒂固，随着市场的风气蔓延到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我们将其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一种说服（或威逼）别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做更多工作的方法；现在，它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制度。
据传说，泰勒主义首次跨入个人生产力的世界，当时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裁Charles Schwab请另一位名叫Ivy Lee的商人顾问，也要提高他的高管们的效率。Lee建议那些白领们每晚列出待办事项清单，按优先级排列出明天最重要的六项任务，然后第二天早上从清单的最前面开始往下做。想象一下，以前居然没有人想到过这个办法，真是太夸张了。但故事是这样的，当Lee告诉Schwab，让他先测试三个月，然后按他认为的价值付给他报酬时，这位钢铁大亨给他开了一张价值超过40万美元的支票（按今天的货币计算），时间管理行业就此兴起。
其他的管理“大师”们纷纷效仿，写出了一些畅销书，对Lee的基本技术进行了修改，将长期目标的设定纳入其中[1973年阿伦·拉肯（Alan Lakein）的《如何控制你的时间和生活》（How to Get Control of Your Time and Your Life）一书，他自夸曾为IBM和Gloria Steinem提供过建议，并启发了年轻的比尔-克林顿]有的还加入了精神价值（例如摩门教效率专家斯蒂芬·科维1989年出版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时间管理承诺了一种控制感，在这个世界上，个人越来越少地得到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的支持，个体似乎缺乏控制感。在一个就业无保障的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疯狂的做事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而时间管理可以给你带来宝贵的优势。事实上，如果你是自由职业、零工经济群体中的一员，提高个人效率可能是你生存的关键。如果你沉迷于“偷懒”，泰勒认为这是职场中的“偷窃”，在经济上受到伤害的只有你自己。
正如梅利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即将出版的时间管理领域的历史著作《反生产力》（Counterproductive）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时间管理学说认为，在这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环境中，有意义的生活也许仍然是可能的。时间管理的先知们都暗示，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技巧，你就能在满足雇主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塑造出一个充实的生活。格雷格告诉我，这个承诺“每当到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反复出现，大行其道”。
尤其是在高薪的就业人群中，时间管理告诉人们，可能会有更理想的东西：真正的心安理得。当代生产力大师之王大卫·艾伦（David Allen）在其2001年的畅销书《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Getting Things Done）中宣称：“一个人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但只要头脑清醒，有一种积极的放松控制感，仍然可以高效地发挥作用”。“你可以体验到武术家所说的’心如止水’，顶级运动员所说的’心流’状态。”
正如格雷格所指出的，“个人生产力”将协调这些需求的重担完全放在了我们个人的肩上。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脚步来问，仅仅是在现代经济中保持生存的任务：维持工作、支付抵押贷款、做个称职的父母，是否真的应该首先要求我们自己具有非人的效率。
此外，仔细观察，时间管理很少达到他们的承诺。泰勒著名的效率改革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并不是很成功。伯利恒钢铁公司在1901年解雇了他，因为向他支付了巨额的报酬，却没有对公司的利润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他的计划的一个持续后果是，这些计划起初看起来很有希望，但却让工人们精疲力竭，无法长期持续工作）。
同样，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那些试图遵循个人生产力大师的建议的人，仍然经常发现“心如止水 ”远远不能保证结果，“收件箱清空”也一样，一般的工作也是如此：你越是高效地耕耘你的任务，新的任务似乎就越快到来。英国历史学家C·诺斯古德·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 早在1955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总结了所谓的帕金森定律。
还有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时间管理专家的第一条建议都是详细记录你的时间使用情况，但这样做只是提高了你的意识，让你意识到分分秒秒在流逝，并不能改变时间流逝的事实。至于专注于你的长期目标：你越是这样做，你的日常生活中就越是有更多的时间，会因为还没有实现目标而感到隐隐约约的沮丧。如果你设法实现了一个目标，这种满足感是非常短暂的，因为马上就应该制定一个新的长期目标了。所谓的治标不治本，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这一切都有一个历史的平行点：从19世纪末开始，“省力”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欧洲和北美地区家庭主妇和佣人的生活。新的技术意味着，洗衣服不再需要整天弯腰洗衣服；一台真空吸尘器可以在几分钟内使地毯一尘不染。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露丝·科万（Ruth Cowan）在其1983年出版的《给母亲更多的工作》（More Work for Mother）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果并不是那些负责做家务的人的闲暇时间增加了，而是随着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对清洁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了。现在，客厅的地毯如果可以保持完美的清洁，那么就必须保持清洁；现在，衣服更是不能有一点邋遢了。如今，你可以在午夜的床上回复工作邮件。那么，你在下午5点半收到的那条信息，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复？
去年夏天一个热腾腾的周末，一个名为“夺回你的时间”的运动组织的成员们，激情澎湃地聚集在西雅图的一所大学演讲厅里，进一步推进他们“消除过度工作的流行病”的长期使命，并以此探索不那么注重个人生产力的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2016年的“时间事务”会议出席者寥寥，部分原因是，正如主办方承认的那样，当时是8月，很多人都在度假。但这也是因为，如今，尤其是在美国，哪怕是适度的反生产力，也算得上是一种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那种适合举办华丽的大型活动，无法拥有慷慨的企业赞助和有效的营销活动的平台。
参加会议的人讨论了每周工作四天、取消夏令时、周末举行选举，以及使美国更像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的计划。（批评美国的工作文化，就是不断地憧憬着大西洋彼岸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但“夺回你的时间”组织的成员们呼吁的是更激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休息时间。他们试图质疑我们对时间的整个工具性态度，“完成更多工作”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想法。“你一直听到人们争论说，更多的休息时间可能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他是该组织的推动者，这位70岁的电影制片人甚至没有丝毫放松。“但我们为什么要用经济来证明生活的合理性呢？”
以效率为基础看待时间的态度，有一个更隐蔽的陷阱，要“有效”地利用我们的休闲时间，这种态度意味着，单纯的享受休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旅行体验，而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精神经验，或者是让我们的朋友圈的内容更丰富多彩。我们散步或跑步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健康，而不是为了运动的乐趣；我们对待为人父母的任务时，一心想着我们希望塑造的成功的少年。
批评家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 ）在1962年出版的《快乐的衰落》（The Decline of Pleasure）一书中，注意到了我们对时间体验的这种转变。“我们所有人都被迫为了利益而读书，为了搞定合同而参加聚会，为了拓展人脉而午餐… …周末留在家里重建房子。”即使是休息和娱乐，在一个专注于效率的文化中，也只有在休养生息，以便能够进行更多的工作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为有价值。(几位会议嘉宾提到了 Arianna Huffington 目前鼓励人们多睡的运动；对她来说，休息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在办公室里表现出色。）
如果所有这些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任何应该带来的好处，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夺回你的时间”运动中，大家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永远不够：改革必须从休假、产假和加班的政策开始。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尝试更自在地接受不提高效率的做法：拒绝某些机会，让某些人失望，让某些任务无法完成。很多不愉快的杂事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些则不是，我们只是条件反射地认为它们是。赚更多的钱，实现更多的目标，在各个维度上发挥我们的潜力，或者创造更好的生活，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在西雅图的一个安静时刻，来自加州的社会心理学家Robert Levine引用了环保主义者Edward Abbey的话：“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然而，如果说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风气有可能将经济的健康置于人类的幸福之上，那么它所培养的压力感对企业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事实证明，这也是企业并不特别想学的一课。
“在微软做了多年的咨询工作后，我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Tom DeMarco告诉我，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好笑。DeMarco是软件工程界的一个小传奇。他在激光器和晶体管的诞生地贝尔电话实验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为管理复杂软件项目的专家，这个领域因成本飙升、错过最后期限和内部冲突而臭名昭著。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犯了异端邪说：他开始认为，加大对员工的时间压力，是推动这类项目前进的可怕方法。他意识到，需要的不是更加注重时间的有效利用。而是相反：更多的懈怠。
“我接触过的那些最好的公司，这些年来，从来都不是很匆忙。”DeMarco说。”“也许他们时常把压力作为一种有趣的副作用。但这从来都不是一种常态。因为你不能免费获得创造力。你需要人们能够坐下来，把脚抬起来，然后思考。”通过增加员工的时间压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工作的速度。但是，当人们感到身处枪口之下时，好的想法并不会更快地出现，好的想法甚至会因此而枯竭。
部分问题在于，仅仅是因为看重时间会鼓励人们看表，而研究一再表明，经常看表会损害工作质量。在2008年的一个代表性实验中，美国研究人员要求人们完成爱荷华州的赌博任务，这是一个古老的决策测试，包括选择扑克牌以赢得少量现金。所有参与者都获得了相同的时间来完成任务，但有些人被告知时间可能会很充足，而有些人则被警告时间会很紧张。 仅仅是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就引发了焦虑的情绪，从而影响了表现。
但更可怕的危险还在后面。DeMarco指出，无论是在组织还是个人生活中，任何效率的提高都需要进行权衡：你利用了大量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闲余时间的好处。看家庭医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管理时间的效率越高，日程就会越满，当早先的预约超时，你就更有可能一直坐在候诊室里。这就是排队，毕竟：别人的效率成本，由你来承担）。相比之下，在急诊科，保持这种意义上的“低效”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一味地注重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员工的时间，结果将是一个部门忙得不可开交。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任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雇员效率为重点的公司的削减成本的举动：他们用于生产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无法在关键时刻对新的需求作出反应。为了实现这种反应能力，必须在系统中设置闲置时间。
“一个可以加速但不能改变方向的组织，就像一辆可以加速但不能转向的汽车。”DeMarco写道。“从短期来看，无论它碰巧朝哪个方向前进，它都会取得很多进展。从长远来看，它只是另一个道路上的残骸。”他经常用那些滑动的数字谜题做比喻，即你在一个九层的网格中移动八块瓷砖，直到所有的数字都按顺序排列。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可用空间，你总是可以在空的方格上再加上第九块瓷砖。只是你无法解开这个难题了。如果那个卡住的、无法解决的谜题感觉像是对你的生活的一个恰当的隐喻，那么试图将更多的瓷砖强加到网格上，试图提高你的个人效率，会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急于更好地管理时间的冲动，驱使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梅林·曼恩、我，也许还有你，其中不难发现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恐惧。正如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 ）所说，在人类生命本身之外的任何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比如地球或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我们随时都会死去”。难怪我们会被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日子所吸引：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能避免塞涅卡所说的那种感觉，即当我们准备好要活下去的时候，却发现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带着所有事都已经完成的感觉去死：这无异于用其他方法承诺不朽。
植根于泰勒的效率哲学，现代人对个人生产力的热衷，将事情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似乎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运用足够的自律，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并能最终感到快乐。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从那些站在从我们更努力地工作和增加消费能力中获利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方便的意识形态。但它也是一种心理逃避的形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永远不需要做出困难的选择，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你就越不会觉得有义务问自己，你所选择的生活是否正确。
个人生产力是作为忙碌的解毒剂出现的，而它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因此，它起到了与忙碌相同的心理作用：让我们足够分心，以至于我们不必问自己，关于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潜在的可怕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的工作中，比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更热衷、更不假思索地劳动，因为我们更需要的是没有闲暇停下来思考。”弗里德里希·尼采写下的这段话，这句话就像是对我们目前处境的预示。“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逃避自己”。
你可以想方设法让你的收件箱变得井然有序，但最终你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信息，以及你想把这些信息全部处理掉的冲动，其实与技术无关。它们是更大的、更个人的困境的表现。你会追求哪条路，又会放弃哪条路？在你有限的生命中，你会优先考虑哪些关系，你会让谁失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梅林·曼恩来说，有意识地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要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时间提出的要求，总是会超过他所能满足的范围。即使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系统来管理他们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也永远无法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终，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他告诉我。“电子邮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你无法解决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