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纽约时报》|作者Nellie Bowles。“捐精”是一个让人讳莫如深的话题。这个看似游走在金钱、性和伦理边缘的议题，在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迎来了春天——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更渴望回归家庭、养育后代，而社会隔离政策也使得各大精子库的“库存”接连告急。在此背景下，绕开了传统限制的网络捐赠群组和app程序应运而生。
这段时间，美国的捐精者们可谓是精疲力竭。
他们需要到处飞行，用新的精子装瓶系统运送精子，并接受最新的DNA测试——这都是受捐女性提出的要求。电话沟通的时候，她们提出对方必须按时到达，因为她们要赶在排卵窗口期之前连夜开车去达拉斯、堪萨斯城或缅因州波特兰——白天，她们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人们已经厌倦了精子库，”29岁的Kyle Gordy说。他住在加州马里布，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但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无偿捐精上。他还在Facebook上运营着一个名为Sperm donate USA、拥有近1.1万名成员的私人群组，旨在帮助备孕女性联系到数百名合格的捐精者。他说，他捐献的精子已经孕育了35个孩子，还有5个即将出生。
“今天的人们意识到，捐精不再是什么禁忌话题了。”Gordy说。
全美1.41亿名男性或许没有想到，看似“廉价而又丰富”的精子，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美国的精子库和生育诊所纷纷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了精子短缺，在需求迅速增加的同时，男性的捐精意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烈。
美国最大的精子库之一、西雅图精子库（Seattle Sperm Bank）的合规主管Angelo Allard说：“自6月以来，这一行业世界范围内的需求记录不断被打破，不仅仅是在美国，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记录。”
Allard表示，公司现在的精子需求量比一年前增加了20%；与之同时，供应量却与日俱减，“公司常年有180名不同的捐赠者，但现在减到了117名，甚至一度低至80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趋势值得乐观。”
另一家大型精子库Fairfax Cryobank的运营总监Michelle Ottey表示，公司网页的点击率不断上升，因为“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她还表示：“我也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正在试图寻找一些希望。”
精子库存的短缺让人们紧张不安，甚至感到焦躁和愤怒。
“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捐赠者？”最近，一位网名为“BabyV2021”的网友在世界上最大的精子库之一、加州精子库（California Cryobank）的在线论坛上询问。另一位网名“sc_cal”的网友表示：“捐赠者的人数似乎在减少。”
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之中，“精子市场”似乎也变得相当疯狂。捐赠者直接飞到客户所在地，在Airbnb的民宿中与准妈妈们会面、完成捐赠交接工作；Facebook上，拥有数万会员的相关群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人们想要受过高等教育者的精子
当本文作者于2020年春天联系精子库工作人员时，他们已经开始担心供应问题了。
在这一行业很难找到可靠的数据。研究人员根据20世纪80年代收集的数据估算美国每年通过捐献精子出生的孩子数量在3万至6万之间，不过不少业内人士对这个数字持反对意见，认为相关监管的缺位导致根本没有可靠的数据来源。据估算，2018年捐精业已是一个市值约40亿美元的新兴行业。
除了无法生育的异性恋夫妇需要捐献精子之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和单身母亲的兴起使得这个市场在过去十年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一家精子库表示，大约20%的客户是异性恋夫妇，60%是同性恋女性，剩余20%则是单身妈妈。
为了满足需求，男性捐赠者多年来一直以稳定的速度提供精子，但新冠病毒改变了这一切——已有的捐赠者们不敢去捐赠，疫情封锁期间，一些精子库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新注册的捐赠者，甚至封锁结束后也没有迎来一波反弹。尽管此前储存了大量的冷冻精子，但毕竟它们的寿命有限。
加州精子库（California Cryobank）的战略联盟副总裁Scott Brown说：“招募捐赠者成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我敢肯定，人们仍对生育孩子非常感兴趣。”
很多家庭想要“聪明”的精子，这正是一些大型精子库建在顶尖大学附近的原因——从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加州帕洛阿尔托到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都建有大型精子库。这些精英大学的男生们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捐赠群体之一，而他们自己也觉得四千美元的补贴颇具吸引力。这些捐献者通常会在几个月内每周去精子银行一两次，以生产出足够的精子捐给几十个家庭。
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女性与性别研究所主任、《随机家庭》（Random Families）一书的合著者Rosanna Hertz说：“可以说，人们想要受高等教育者的精子，所以很多精子库的招募活动都是在大学兄弟会内部进行的，但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所以精子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位从业人员告诉我，自从健身房关闭后，她只能在户外健身中心打广告。另一家精子库的一位代表说，他希望管理层能提供现金奖励来吸引捐精者，但老板担心会创造不好的先例。
精子库举步维艰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必须严格遵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规定。精子在捐赠后必须被隔离6个月，每次捐赠时男性都必须返回接受血液检测。出于遗传伦理的要求，大多数精子库都有捐赠数量上限，因此同一名捐赠者的精子不能被送往超过25或30个家庭。受赠家庭除了识别码之外对捐赠者一无所知，不过现在几乎所有精子库都会提供捐赠者的童年照片，有些甚至会提供成年后的照片。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规定，向捐精者支付大笔金额是违法的；而在美国，FDA并没有设定资金限制，但对精子捐赠和组织的管理是一样的：捐赠必须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此外，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也规定补贴不应成为捐赠者的主要动机。
对此，Allard表示：“我们支付补贴不是为了‘购买’精子，因为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购买或出售人体组织。”他补充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笔钱是对捐赠者时间和旅费的补贴。
Allard说，西雅图精子库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捐赠者的安全：每小时允许捐献的人数上限是6人（之前上限是12人）；捐赠者需要接受体温检查和新冠筛查；所有人都必须佩戴口罩。
尽管存在供应问题，但人们对婴儿的需求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专门从事试管受精、在全国有六家分店的生育中心Kinbody的营销总监Rebecca Silver表示：“与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相比，Kindbody的顾客数量增加了30%以上。”她说，女性顾客们表示她们青睐的捐赠者们要么已经超过捐赠上限，要么仍在等待名单上。
另一方面，高昂的费用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从高级精子库购买的每瓶精子售价高达1100美元；每个月，在排卵期的准妈妈（或她的医生）会解冻其中一瓶精子并进行人工授精。通常，医生会建议准妈妈们每次够买四到五瓶精子，因为她们通常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备孕。因此，如果一位女性想生两个孩子，她需要准备大约1万美元的费用。
隐秘的角落：应用程序和Facebook群组
疫情爆发以来，一方面，人们在“争夺”库里仅剩的精子；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女性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捐赠。
过去六个月里，许多人加入了相关的Facebook群组，寻找非正式的“超级捐献者”。这些人没有家庭的限制，也不太关注FDA的相关规定，但他们可以提供精子库无法提供的东西：他们的真实姓名（虽然大多数精子库在孩子年满18岁后也会公布捐赠者身份）；更重要的是，这些捐赠通常是免费的。
这种变化在几年前就悄然出现了。技术彻底改变了精子和卵子捐献者的工作方式——价格低廉、广为流行的DNA测试让所谓的匿名捐献彻底成了一场闹剧。与之同时，社交媒体正在引领一场绕开了传统限制的“捐赠革命”，Known Donor Registry、Modamily、Just a Baby等连接捐赠者和受捐者的应用程序不断涌现。拥有数万会员的Facebook相关群组中，捐赠者们向感兴趣的家庭和个人公开发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照片，其中特别英俊的男性更是吸引了众多女性在评论区狂轰滥炸。
另一些男性则注重宣传他们的聪明才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John这样写道：“我是一名分析员；我的国际象棋评级为1400；我温和的外表下是昂扬的精神面貌；我经常进行锻炼，尤其喜欢溜旱冰。”
到Facebook群组中寻找捐赠者的女性们往往负担不起传统精子库的费用。大多数捐赠者都明确表示，他们只会通过人工授精来进行捐赠；但也有人会通过自然授精或者性行为进行捐赠。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法律风险都会变高——母亲可能会要求捐精者提供子女抚养费，而捐精者可能会想要监护权——对此，各州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最终，事态可能会出现令人不安的发展。”韦尔斯利学院的Hertz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许多捐精者使用的是Natal Donor、Dadi Kit等公司提供的相对便宜的精子储存工具，也会通过23andMe或CircleDNA等基因测试向受捐者确保自身基因不携带突变。
37岁的Elaine Raby Byrd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名幼儿园教师，她说，她的捐赠者来自Facebook上的某群组，目前正处于“两周等待期”（也就是受精后的几周），但她目前还无法进行准确的怀孕测试。
她表示：“通过捐精，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想要的基因，而非某个随机遇到的人。”Byrd说，这也意味着她可以选择一个比日常恋爱对象更聪明、更有魅力的捐赠者。“你不能强迫别人和你结婚，”她说，“我非常独立。”
“只需136美元就可以怀上一个孩子”
27岁的Kayla Ellis居住在美国中西部，是一名全职妈妈。2019年，她和妻子在应用程序Just a Baby上联系到了一位捐赠者。他们之间沟通了好几个星期，但为了以防万一，她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地理位置信息。在受孕前，她跟踪了自己的排卵期，并且去一家银行对捐赠协议进行了公证，然后前往一位朋友经营的Airbnb民宿完成了捐赠交接工作。
Ellis表示：“我们有能力给孩子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但我们负担不起体外受精和精子库的高昂费用，所以我们开始寻求其他方式。”
现在，她开设了一个TikTok账户，专门讨论“如何跟踪排卵、通过非正式捐精怀孕以及如何与捐赠者交流”，目前账户有超过9.1万名粉丝。
“我们怀上每个孩子只花了136美元，”Ellis说。
“人们想确保自己生物学上的孩子拥有舒适的成长环境，而非诞生于随机的家庭。”Adam Hooper说。他是拥有9800多名会员的Sperm Donation Australia的成立者，这家机构的提供免费的捐赠。自三月份疫情大爆发以来，Adam Hooper的组织已经有了3000多名新注册的成员。
“在流行病大爆发的时刻，生育后代也许是人类的第一本能。”Hooper说。
当然，Facebook群组里也充斥着关于精子库的负面新闻，例如捐献者被有意无意地混淆、捐献者谎报身份等——当然，这都是这些选择非传统捐精方式的受捐者们必须承担的风险。
许多捐赠者会在和对他们感兴趣的受捐者交流时谈论到“孤独”。这些男性通常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但他们认为自己的基因应当留存于世。
“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基因能被遗传下去，”一名捐赠者在应用程序Just a Baby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目前没有能力这么做，并且我也不认为自己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这样做。”
美国捐精协会（Sperm Donation USA）一位颇受欢迎的30岁捐精者全程使用了化名Jacob San，因为他担心这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
“一开始，我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生育数量，”他说，指的是他在世界上能够生育的孩子的数量。但三、四次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现在我仿佛能看到自己五六十岁时候的光景——我邀请自己所有的‘捐赠孩子’在一张大餐桌上一起吃饭，给他们讲述我的生命故事，聆听他们所有的生活经历。这就是推动我继续前进的东西。”
一位Known Donor Registry上的捐献者说，自己过去曾向一家大型精子库捐赠精子，但那种体验太过冷漠，没有人情味。这位拥有常青藤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迷人笑容的捐赠者表示，自己迫切地想知道谁使用了自己的精子、受捐者能否很好地养育后代，所以现在他决心向应用程序上第一位与他沟通的人提供捐赠。
“新捐精经济”大家怎么看？
